直播课堂会成为另外一种精英教育吗,弹幕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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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块屏幕很难改变教育的命运,弹幕或许可以)

(原标题:直播课堂会成为另一种精英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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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翌霖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

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让远程直播授课模式获得了空前关注。16年来,7.2万名学生,248所贫困地区中学的学生,通过直播与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本科。

是直播班还是尖子班?

12月13日下午,网易CEO丁磊在朋友圈发文称,将捐出1亿元投入在线教育公益,支持更多贫困地区的学校落地网课直播模式,推动中国教育资源普惠。

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了“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起了广泛转发和评论,报道提到,3年来,贫困地区的200多所学校的7.2万名学生通过网络直播全程跟随成都七中的教学,最后有88人考上清华北大。

教育行业对此却反应平淡。

对于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但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和转发者们,似乎想要表达某种更高的期待——新技术能够促进教育平等。文中提到“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十多年以后,似乎终于有了一点拿得出手成就了。

“直播当然能够起到作用,但绝不是简单把好老师的直播信号接过来,学生们就学得更好了。”一位从业多年的物理老师对界面新闻记者评价道。

但是,这成就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远程教育的应用,是非常可疑的。事实上,文章中也写到为了配合直播教育,当地学校、教师和学生所做的无数努力,比如“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而这些努力,或许更多地应归功于当地教育系统的重视与督促,即便没有视频直播,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系统能始终如此严格要求,如果各个学校都“紧凑”起来,难道高考成绩不会提高吗?

发展近四十年的“远程教学”,已经能够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上发挥较大的作用。但要实现教育公平,直播可能还不足以成为万能解药。

看报道,似乎并没有设置对照组来进行比较,甚至我们不清楚,被选择来开直播班的学校和学生是否原本就属于较好的一批。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开始了对远程教育的探索。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相继成立,以电视为主要媒介进行教学。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把最拔尖的学生和最优秀的老师集中在一起,搞“尖子班”,这就是一种古老且有效的教学方式。尖子班无疑能够显著提升尖子生的成绩,但问题是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这种形式并不被鼓励,甚至是成为禁忌。但如果说这些“直播班”的组织形式首先就是一种“尖子班”,那么这种班级的成绩更高,未必能证明远程教育的意义,相反,可能更加剧了我们对教育公平的忧虑。

公开资料显示,仅1979-1989年的十年间,广播电视大学共招收高等学历教育学生161万人,毕业104万人,年平均学历教育毕业生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7.1%。《电化教育研究》、《远程教育杂志》等学术期刊均于这一时期创刊。

另外,把上清华北大作为教育的成果来张扬,本身就颇为可疑。首先,这是极少数尖子生的事情,并不能反映一般的教育水平;其次,清华北大的录取名额并不会随着远程教育的推广而扩容,远程教育也许能让一部分贫困地区比另一部分贫困地区更具优势,但未必会让所有贫困地区增加多少名额;我们看到,在接受同样的课堂内容后,贫困地区的200多所中学考上清北加起来也才能和大城市里的一所顶尖中学相比较,即便远程教育推广到全部贫困地区,也还是改变不了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巨大鸿沟。

2003年,因“非典”大规模停课的状况下,远程教育在中小学领域首次应用。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办临时频道“空中课堂”,让远程课程成为特殊时期的主要授课方式。

工厂vs。城市:在线教育的两条进路

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校在2000年初期兴起。包括北京四中网校、101网校、黄冈中学网校等名噪一时的网校,多以名校教师亲自授课的录像资源为主要特色。在定位上,它们主要针对家长与学生的个人购买,与课外辅导班一样被作为常规学校课程的补充。

让我们从这一“喜讯”中冷静下来,重新思考远程教育的问题。我们很快注意到,“这块屏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块屏幕的特点无非是把一个课堂的影像在另一个课堂播出,相关的技术手段只要有电视,早就可以实现了,根本要不了任何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甚至在许多方面,邮政时代的“函授”形式也可以完成,比如被直播班上某个理科状元津津乐道的事情:“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问题是,获取优秀试卷这种事情,几百年前的邮政系统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是件难得的事情?

如非典时期一样由远程老师替代面授班课的场景,在此之后几乎再未大规模出现。

我们今天仍然对远程教育的未来充满期待,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让人乐观——因为如果远程教育真能显著促进教育平等的话,那么它理应在电视时代乃至更早就展现了这方面的价值,而不是在今天轮到我们还要感到新奇了。因此,现在我们与其充满乐观地眺望未来,倒不如回过头来看看更早的实践。

由于全国各地所用教材、考纲不同,很难由一个统一的远程课程满足多个地区的教学需求,也并非所有学校均有条件接入网络或引入卫星电视。网校、远程授课的模式始终没能进入基础教育领域,而只是作为校外培训的补充。

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早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亲身参与在线教育的技术实践,他提示出在线教育有两条矛盾的进路:“工厂”与“城市”。

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撤点并校工程的深入,城乡间教育发展水平开始拉大,政策端辅以教育信息化手段为偏远地区输入教育资源。

因为互联网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两种力量,一是“自动化”,二是“互联”,这两种力量在教育实践中的不同侧重,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形态。

2018年4月,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将发达地区通过网络对偏远地区进行联校网教正式写入文件。

首先,互联网可以通过自动化,大大强化自“函授”以来远程教育的一大特色,即教育内容的批量复制。“远端”不光能够获得一模一样的文字信息,还可以获得一模一样的视听信息,甚至习题、答疑乃至阅卷都可以自动化地批量完成。中国那些直播班还需要本地教师负责答疑,并熬夜阅卷,这些工作将来完全可以预期被计算机取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扩充的数据库,来应对学生们幼稚的提问。

在全国范围内,如成都七中网校一样以商业运作方式进入公立学校,由直播完全替代学生常规课程的案例并不多见。

这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吗?芬伯格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实质上加剧了工业时代以来教育的机械化趋势,学生越来越像是工厂流水线中的“产品”,被批量订造出来。

政策与资金的支持是成都七中网校存在的前提。成都七中网校自成立之初即被四川省政府确定为民族地区远程教育信息源,收费模式和价格标准得到了四川省物价局的批复同意。

就批量生产的产品而言,它们也许是越来越“平等”了,但这种作为机械产品的平均化并不是我们理想中作为“人”的平等。人的平等不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平均化,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获得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空间。通过敉平个性而获得的平均化并不值得欣喜。

北京师范大学一篇名为《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下称《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论文的显示,在2009年前后,成都七中网校获得了来自四川省教育厅每年200万元专项拨款,用于租用卫星通道信号。

而中国这些直播班所追求的似乎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平等——尽可能减少考试分数的差距——这种理想即便可以做到,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穷地区培养出更多的考试机器,社会就会更和谐吗?如果“考试机器”本身是坏事,那么让贫穷地区出现更多坏事,岂不是更糟糕?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在高中时暂时变成考试机器,到大学再全面发展也不迟啊,至少他们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不是吗?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新的教育文化继续扩张,大学的教育难道不也要随之改革的吗?落后大学不也该引入“那块屏幕”去复制先进大学的课程吗?当这种全面“复制”的教育方式扩张到所有领域,教育的均一化难道不是大势所趋吗?

图片 3来源:《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作者李爽 王磊 白滨

关键在于,教育的意义仅仅被看作谋求某一特定目的的必要手段,例如中学教育是为了高考,大学教育是为了求职,如此一来,人们完全从功利的、效率的眼光来看待教育问题,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就被简单地理解为填鸭效率的差距问题。

从成绩所反映出的结果看,直播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对四川康定中学、云南瑞丽一中、云南芒市中学等六所成都七中网校的远端合作校进行三年的直播教学后,直播班与七中本部学生的平均成绩差距缩小了20分。

但如果说教育不只是为了考试或求职,更是为了培育健全的、丰富的、自由的人格,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的优势就应当重新审视了。

图片 4来源:《基于卫星的远程直播教学模式评价研究——以成都七中网校为例》,作者李爽 王磊 白滨

芬伯格以“城市”与“工厂”对立,与其说学校像一所工厂,不如说更应该像一座城市,工厂出产的是产品,而城市诞生的是“公民”。在学校中,“照本宣科”地传授刻板知识只是教育的一个侧面。所谓“教育”远远不止发生在客观知识的复制方面,更发生于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学生主动地参与交流,是教育中更重要的环节,这也正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始终难以被函授或自学取代的原因。

但是,在平均成绩提高的同时,直播模式本身也存在着互动性弱的问题。在上述北师大论文课题调研中,大多数直播班学生均表示在提问环节仅能观看而不能参与互动,是直播模式的主要缺点。超过半数的学生认同这一新的学习方式,并且非常看重名校名师及其所带来的学习资源。30.2%的学生认为网校与成绩提升直接相关。

“那块屏幕”还需要弹幕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和文中学数学教师蒋美花,在2017年所发表的一项课题研究给出了相似的观点。她对成都七中网校直播班的调研显示,40.8%的学生由于直播课互动性过低,较常出现走神的状况。此外,将顶级中学的课程完全照搬给山区学生,也出现了适应性问题,38.1%的学生表示无法跟上教学进度,仅有10.8%的学生能够完成全部作业。

而在这方面,互联网也蕴含着新的机会,因为它在促进机械复制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交流和对话。芬伯格本人就大力提倡开发以“互动文本”为中心的在线教育环境。但他也注意到,要发扬这一进路并不容易——“以互动文本为基础的应用缺乏视频替代形式的生动,不能保证实现自动化,而且它们也不能包装和销售。“(《技术批判理论》中译本163页)

为尽可能避免因基础差距较大而造成的问题,与成都七中网校合作的学校往往会对直播班的生源有较高的要求。云南永善二中要求2018年进入直播班的学生中考成绩原则上不低于500分,重庆进盛实验中学在2013年中明确要求直播班生源的中考成绩,为所在区前二百名,四川伍隍中学曾为直播班而单独组织择优考试。

简单来说,这种开发思路是效率低下的。显然,如果把同一个视频同时直播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再加入师生互动是极度困难的,更不用说家长和课外活动营造的各种交流活动,更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提到的,成都七中的家长会帮助学生争取和诺奖获得者的对话机会,学生有拳击、游泳等丰富的课外活动。在这些方面,单靠“那块屏幕”是改变不了的。

这带来了直播课堂是另一种精英教育的质疑与争议。

但互联网并非没有改变这一切的潜能。就师生交流而言,直播平台中主播与“水友”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主播通过“弹幕”实时接受天南地北的网友们的反馈,“水友”不只是被动的观众,而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就学生交流而言,各种互联网的同好圈也开辟了新的空间,传统上只能通过现场的户外活动(如踢球、跳皮筋)才能建立起的同学友谊,现在已经开始转向以打电子游戏为中心,而打电子游戏这件事情,又更容易通过互联网而跨越地域差距。

在原有的设想中,直播为偏远地区带来了顶级名校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让山区中的孩子享有同样的教育与升学机会。但在实践中,只有当地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有可能跟上名校进度,在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择“优”录取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许多直播课程在支持弹幕的视频网站上播出,但效果并不总是很好,很多人发言并不是为了与他人交流,而只是发泄和喷人。而一些主播发起互动的目的主要也只是为了讨打赏。这样一来,弹幕在课程直播中发挥的功能就略显浮躁了。但我们应当意识到,无论哪条进路,教育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我们从工厂模式转变为城市模式,就立即可以获得成功。“工厂”模式有机械化的危险,而“城市”模式也有过度商业化或浮躁化的危险。对于新教育模式的探索还需要做很多努力,光靠商业公司的参与是不够的,更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等这些传统的教育者的广泛参与。

单纯地与名校同步,并不能完全实现教育公平,被质疑为在升学考试之后的二次“分层”。

因此,传统教育者应当打破成见,不再将视野聚焦于互联网的自动化和机械复制的面相。而是要更重视挖掘互联网的交流维度。刷弹幕、打网游——恰恰是这两项在传统教育者看来不务正业的娱乐活动,有可能开辟出在线教育的第二条进路。

在激烈的中高考升学大战背后,也一直存在着学校对优质生源的争夺。对部分学校管理者来说,生源对升学率等指标的影响,要比教育质量、师资队伍提升更为直接。这也是大城市近年来在幼升小、小升初等阶段升学乱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让直播技术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学校争抢生源的砝码,也是教育管理中必须处理的问题。

图片 52017年清华、北大各省市录取率,来源于网络

16年时间内培养7.2万名直播班学生,88人被清华、北大录取。亮眼的高考成绩是成都七中网校此次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成都七中网校16年来的清北率为0.12%,对比2017年各省市的清华、北大录取率可以发现,高于除北京、上海和天津外的所有省区,是四川省”清北率”0.06%的两倍。

有观点认为,在偏远地区大学录取率的提升方面,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或许更大。根据这一政策,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撰文指出,“互联网+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但不应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改变应试体系下单一的评价标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提升有着更大的意义。

从已有的数据与调研看,直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再分配有着积极意义,但与顶级中学同步上课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面对复杂的教育系统,“一块屏幕”与实现教育公平之间仍有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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